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子平

        前几日，与远方的堂哥通电话，问其孩子转学之事。甚少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堂哥说，转学的事非常顺利，没托关系、请客吃饭，一个上午就办完了。“现在我们办事，都不用求人。”

        堂哥的话中，透露出两个信息：一个是普通民众形成了普遍的文化共识——按照规矩就能办成事；另一个是如今的政府工作人员，长期受制度的管理约束，渐渐养成了规范行政的习惯，并由此向全社会传递出一个信号，民众正是在这一信号的引领下，形成了良性的社会文化风气。

       不禁想起3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说起“人情社会”腐败的问题：“老百姓要办点事多么不易，不打点打点，不融通融通，不意思意思，就办不成事！这种现象一定要扭转过来！”

       靠什么扭转？就是靠制度设计，靠严紧硬。如今，距离中央八项规定的颁布实施已经4年，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民众从中看到了党的决心、信心与诚心，也切实感受到了国家、社会发生的一系列改变。可以说，八项规定从政府开始，在全社会营造了良好的廉洁文化氛围。

       余秋雨曾讲道：“文化是变成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社会文化是一种风气，是一定范围内人们积久成俗、共同遵守、具有感召力的价值取向。一个社会的文化，往往通过社风民风体现出来。风俗虽是无形的，但在社会上和人们的意识中又是根深蒂固的，内化为人们的行为习惯和道德标准，从而对人们的行为和思想起着约束和教化作用。一种社会风俗的形成可以是自发的，但更多是自上而下生态环境引领示范的结果。“上之所化为风，下之所化为俗。”政治风气能够引领社风民风。因此，注重政治风气对社会习俗的影响，以官员作风的转变，来影响和改造社会风俗，以期社会文化的内容更加符合主流道德的标准是有效途径。

        “盘圆水圆，盂方水方。”良好的规则，会让心存恶念的人变好；败坏的规则，会让心存善念的人变坏。明朝前期官场制度严谨规范，为政者以清廉为荣，民间也以官员两袖清风为榜样；但到了中后期，官场制度松散失范，官场风气败坏，民间的认知受到混淆，为官者再保持清廉就会被乡里嘲笑，而民风的倾颓更加剧了国家的败亡。是以治天下者无不深谙“治国必先治吏”“官风正则民风淳”的道理。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党风政风影响社风民风。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

        十八大以来，肇始于八项规定的党的作风建设，其影响力不亚于当年的延安整风。针对积弊已久的“四风”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说，这五年要把扭转党风、深入反腐作为一个名片，作为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成绩单交给十九大。正是由于中央政治局的以上率下，使得八项规定的辐射面层层延伸，最终影响到社会各个领域。四年时间，中国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领导干部衣食住行任性不得，权力使用有了“标尺”，滥用职权坚决处罚。从治理“舌尖上的腐败”“车轮上的腐败”，到狠刹“会所中的歪风”，积跬步、汇小流，一个又一个“小目标”的实现，使得社会成员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与制度设计渐行渐近，一个良好的行为习惯悄然驻留于大多数人的潜意识里，固化为整个社会都自觉认同的思维方式，廉洁文化氛围正在形成。从这个意义而言，八项规定纯净了社风民风，影响着人心之变，重建了中国的文化伦理，给了找回中国优良民风民俗以希望，也给了在中国建立适合现代社会发展水平和道德水准的民风民俗以希望。

        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任何一个规则的制定，既是实践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经验总结，也是新的实践历程的开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八项规定“是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我们改进作风的第一步，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伴随着八项规定的深入人心，问责条例、廉洁自律准则、党内监督条例、党纪处分条例，一系列重要法规制度的出台，使得打铁者自身更加硬。四年的实践证明，八项规定不是“一阵风”，不是短期的应付性举措，而是会长期执行下去，作为从严治党的利器。而从严治党，对于政治生态和社会文化起到了双向净化作用。人民的福祉、中国梦的实现、中国复兴之路的延伸，首先依赖于我们党自身的制度反腐之路，这也正是以八项规定为肇始的作风建设营造新型廉洁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廉洁文化如丝雨，点点清新滋润我们每个人的片片心田……(子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