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九大以后，“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展开。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斗、批、改”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等阶段。在实际工作中还包含“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内容。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也含有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但是，“斗、批、改”实际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具体化，结果是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引起动乱的因素更加深化。
  九大结束后，林彪集团的权势膨胀到顶点，同江青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矛盾急剧上升。他们担心江青集团的势力有可能超过自己，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会发生变化，因而妄图提前“接班”。1970年8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两个集团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矛盾集中地爆发出来。林彪集团的图谋及其宗派活动被揭露并受到批判后，毛泽东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林彪集团的权势。林彪集团的骨干成员决心铤而走险。林彪的儿子、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召集他的秘密小组织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他们的阴谋。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飞机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林彪叛逃事件的发生，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从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中，人们清楚地看到，鼓吹个人崇拜最力的林彪竟然阴谋杀害党的主席；由党章规定的接班人竟然出国叛逃。这一具有极大尖锐性的事件促使人们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严肃的思考:“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是什么结果?“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不是必要的?天下大乱究竟能不能导致天下大治?林彪事件促使更多的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产生了怀疑。
  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采取措施解决与这一事件有关的问题。党中央决定撤销由林彪集团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毛泽东亲自过问对一些领导干部落实政策的工作，为“二月逆流”平反。1973年3月，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同年12月，毛泽东提出要给被打倒的贺龙、罗瑞卿和1968年因受林彪、江青诬陷而被撤销领导职务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恢复名誉，承认自己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要做自我批评。这些行动为加快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在各方面进行政策调整创造了条件。
  “批林整风”开始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恩来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进程，使一批被打倒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针对无政府主义思潮对经济工作的破坏，周恩来指示国务院提出整顿企业的措施，恢复被破坏的各种规章制度；通过大力压缩基建规模、精简职工人数等措施，解决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量大大突破指标的问题，扭转国民经济下滑的趋势。他顶着江青集团大批所谓“崇洋媚外”的压力，努力开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从国外进口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在农村，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重申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不能把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否定。在科学教育工作中，周恩来要求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并提议召开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他还抓了落实党的文化、民族、统战等政策的工作。周恩来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纠“左”整顿。经过近两年的调整和整顿，各方面工作都有明显起色。可是，在毛泽东看来，批判极左思潮是同否定“文化大革命”联系着的。他认定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而不是批判极左。这样，周恩来领导的纠“左”努力被迫中断。
  林彪事件后，党的一些重大的组织问题需要解决。其中最迫切的是修改载有林彪为接班人等内容的党章和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党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党的十大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举行。当时全国有2800万党员，出席大会的代表1249人。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仍然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左”倾指导方针使“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破坏性后果日益明显。在上海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在十大竟当上党中央副主席。但这时，也解放了一批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备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有些老干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被选举为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王稼祥等被选进中央委员会。
  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集团的势力得到进一步加强。